经过1978年至2010年长达33年双位数(年均10.0%)的超高速增长之后，过去的12年，即从2011年至2022年，除2020~2022年间受新冠疫情冲击大幅波动外，我国GDP的增长速度逐年放缓，且放缓的斜率还不小。如何看待这一放缓及其结果？

根据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，一国的经济发展必然经过起飞、成熟和高额群众消费三大阶段，起飞阶段经济高速增长，成熟阶段增长放缓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增长进一步放缓。

如果以10%或以上为超高速，6%以上为高速，4%~6%为中高速，2%~4%为中低速，2%以下为低速为标准，人类历史上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若干个亚洲经济体经历了长达2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，包括上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的日本，上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的亚洲四小龙(韩国、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和新加坡)，上世纪70年代末至本世纪10年代末的中国，以及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印度和越南。

【资料图】

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高速增长期后GDP增速不断放缓，表明经济发展从起飞阶段向成熟阶段过渡，这正是罗斯托经济成长论所预示的结果。

我国经济也必是如此，超高速增长后告别起飞阶段向成熟阶段迈进，随之增长速度放缓。过去12年是我国经济从起飞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过渡时期，增速从前33年的超高速水平放缓，从而换挡至一个较低的水平是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的自然结果。

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GDP增速都在高速增长期后的第一个12年快速回落至中高速(4%~6%)或中低速(2%~4%)，然后，除新加坡外又更快速地回落至中低速，甚至低速(2%以下)，如日本。

但我国有所不同，GDP在33年超高速增长后的过去12年年均增长6.6%，仍为高速。其间，前九年，即2011至2019年，年均增速达7.3%，更为高速；后三年，即2020至2022年，受新冠疫情冲击才降为4.5%，进入中高速区间。

我国这12年GDP年均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排名第一，比全球平均高3.9个百分点，比美国高4.6个百分点，比同为快速增长的越南、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高0.6、1.1和2个百分点。因此，过去12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逐年放缓但仍大幅领先于全球，不仅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，也明显快于其他新兴经济体。

而且，就高速或超高速增长期后第一个十年GDP年均增速，相对于高速或超高速增长期年均增速的下降幅度而论，我国为33%，大幅低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45%~57%，说明我国经济在超高速增长期后的放缓速度明显慢于这些经济体。

换挡有历史必然性，而我国换挡过程中仍大部分年份保持高速，优于其他曾经高速增长的经济体，一是由于换挡前的起点更高，为超高速；二是因为换挡的过程较缓。那种对于过去12年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太快和换挡过程太急的担忧是有道理的，但起码从国际比较的结果来看不必过度担忧。

很多人认为，增速放缓的结果必然是经济规模扩大有限。但实际情况是，由于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，过去12年我国经济规模在前33年迅猛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幅扩张，与美国差距显著缩小，对其他经济体的领先度不断扩大。

12年间我国GDP总量从40万亿元上升至121万亿元，按市场汇率计算从6.1万亿美元上升至18万亿美元；全球排名按市场汇率于2010年升为全球第二，按购买力评价于2015年升至第一。

按市场汇率计算，2021年我国GDP总量比第一位的美国低22.9%，但比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和第六位的日本、德国、英国和印度分别高259.2%、319.9%、456.5%和458.8%。

按购买力评价计算，2021年我国GDP总量全球第一，比第二位的美国高18.8%，比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和第六位的印度、日本、德国和俄罗斯分别高167.3%、406.1%、467.2%和470.7%。

过去12年，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长6.1%，也为主要经济体中最快，按人民币计算，从39771元升至85698元。

按美元和市场汇率计算，2021年我国人均GDP为12556美元，超过全球平均的12235美元，也高于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，当然仍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。

根据世界银行标准，2021年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人均GDP门槛为13205美元；当年我国人均GDP为12556美元，离此只有一步之遥。

继近3年进入中高速增长区间后，相信今后18年至2040年我国经济将在科技跃进、产业升级、城市群崛起和进一步改革开放四大引擎的驱动下保持中高速增长。在此前景下，我国经济规模将再上新的台阶，与美国的差距将继续快速缩小，预计于2030年或之前按汇率计算反超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，并进一步拉开对其他经济体的领先度；人均GDP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则近在咫尺。

(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、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)

（文章来源：第一财经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