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时我们总爱告诉自己:世界那么大,想出去走走;可一旦春节来临,又总会有一种声音呼唤:旧爱那么深,想回家看看。
河北省任丘市石门桥镇史村,明朝时丁氏同族四兄弟由京西延庆迁居此村,到了清朝,王氏家族由王团也迁居该村,由此形成以这两大姓氏组成的家族式村落,至今绵延数百年。
史村地处华北油田腹地。从北京到这里,会经过任丘这座四线小镇的市区。这里对于中国经济脉搏的把握相对滞后,不过仍然可以映射出某些产业变迁的痕迹。
【资料图】
例如,在这里最为闻名的建材一条街,此前都是瓷砖店、卫浴店、门店鳞次栉比,但随着房地产业的涤荡,最近两三年间,不少已经改头换面,有改为干洗店的,也有改成殡葬服务的。
进了史村村头,第一感觉就是,这里早已改变了此前灰头土脸的磨样,整个大街都与城市非常相像。摆脱了脏乱差的面貌,这其实折射出农村卫生观点的极大提升。同时,小麦、玉米、杂粮、蔬菜为主等农作物生产依然是这里的标配,这里还通过农家书屋等方式,让大家学习农作物种植技术和改良方法,促进乡村文化振兴,构建起“精神粮仓”。
老叔,是我的父辈兄弟中年龄最小的叔辈。去年,他自己买了一台收割机,去年秋收,他要前村后村忙前忙后,帮助小麦等作物收割,成为全村最忙的人。我问他收入如何,他憨笑着说,比自己种地要高不少。服务社会化和生产机械化被称为粮食生产“两化”,未来这一进程仍会加速推进。
种粮种菜后,史村的农民有一个先天优势,他们可以驱车跨过106国道,前往不远的华北油田处销售,那里是城市聚集区,每天销量都不错。我的婶娘50多岁,今年回老家,她对我唠叨最深的感触就是,自己卖菜时开始有人对她喊“老太太,这菜多少钱一斤?”时间的印记划过长辈们的脸颊,农村人往往印刻的比城市里的人更深刻一些。
婶娘给我讲了一件事儿,让我比较触动。去年12月,他和叔叔都感染阳性,成为一大家中症状最严重的两位,不仅头疼,而且浑身酸痛。但是她和我叔即便在症状最厉害的三四天,也依然开着电动三轮,赶往油田卖菜。一个人卖不了,就两个人去卖;坐不起来,就躺着卖。我问她,干什么这么拼,阳性最需要静养,而且也卖不了太多钱的。她说,自己知道,但是就是觉得待着也无聊,菜放坏了更是可惜。
这件事给我两点启示:一方面,现在农村确实富起来了,但要改变多年来的习惯依然需要时间。另一方面,农村人有最为本真的质朴、隐忍和勤劳,这将在中国澎湃的乡村振兴大潮中,推动中国农村进一步繁荣的坚硬底座。
生活条件变好了,体现在各个方面。回家后,每位叔婶都格外热情,开心果、草莓、蓝莓、哈密瓜一应俱全,让我品尝的水果、干果的种类完全不必城市差。去年国新办在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,农业农村领域的发展变化时曾明确,“农村棉油糖胶稳定发展,肉蛋奶、水产品、果菜茶供给充裕;同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提高,越来越多绿色优质农产品摆上百姓餐桌”,只有真正回到乡村,也只有真正与多年前对比对比,才能对这些变化有更深的感悟。
史村的过年传统,保存着很多传统老礼儿,折射出浓烈的春节气息。大年三十一起床就要调浆糊、贴春联,院门、屋门、旱厕门,大张小张区分好,统统贴上;贴完就开始包饺子,素馅一盆,肉馅一盆,错开样儿包,家里包完了,就去隔壁帮邻居家包;包完饺子去上坟,一大家子二十余口,点燃玉米秆,烧掉坟头上的所有荒草,象征告别与期盼;回来看春晚,一大家子品评着哪个节目好,哪个节目一般。
对于男孩而言,印象最深的应该还是放炮。每次放完鞭炮,都会迫不及待地跑到鞭炮碎屑里,寻找那些没有响的哑炮。如果有引信,就自己塞在墙缝里点燃;如果没有,就把炮纸剥开,把里面的火药倒出来,用火柴点燃,呲地一下闪下光就没了。这个过程,仿佛是对困境企业的一次破产重整,总有办法让它们焕发一次新的生机。
当然最有过年气息的,还是大年初一,五更天起床,趁着天黑就挨家挨户拜年。如果不想起,那是不行的。十多个男孩儿每个长辈家里就会排起队来,鱼贯而入,挨个给伯、叔辈份的老人叩头。先是双臂抬过头顶,然后屈膝而跪,头碰地后才能起身。长辈们就会跑上前来拉扶,拉起来这个,另一个又跪下,又要赶紧去拉下一个。整个房间瞬时响起农村人特有的介乎“哈哈”与“嘎嘎”之间的笑声。
近几年,身边总有人说,年味儿有点淡了。对此,有人想在禁放的烟花中找寻,有人想在变淡的春晚中找寻。在这次返乡之旅中,我也找到了一些答案。在我看来,关乎年味儿最重要的因素,一个是人,一个是人的关系。
人多,才能烘托出浓烈的年味儿。尤其是孩子,往往是引领我们重温年味儿的明灯。为了陪他们成长,让他们感知传统文化,我们需要重新捡起已经淡忘了的仪式感。看着他们穿新衣戴新帽,扎红头绳梳小辫,我们备年货、包饺子的动力也会强化。再加上,小辈行礼和长辈的压岁钱回应,满满当当的年味就会洋溢而出。
去年,中国人口60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。虽然这是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,但也必然会引发诸多层面的连锁反应。城市里少了伴随着过年而欢呼雀跃的孩童,肯定就少了最大的年味儿依托。
另一方面是人的关系,例如,多年前的农村,并没有智能手机,最多只有固定电话,大家相互之间却更有话说,春节期间的走街串巷,更是会带来平日没有的交流欢乐。
宗族关系也是其中的典型。当初,刘强东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,学费还是靠着全村一起集资攒出来的500元。刘强东去读书的那一天,他担心这500元弄丢了,于是母亲帮他把钱缝在内裤里面。刘强东就带着这500元跟75个茶叶蛋到了北京。这就是全村宗族关系的典型场景,也是维系全村血脉的典型场景。
近几年记者生涯,使我走了不少南北方多地,也留意着其间的一些变化。我觉得,南方还有不少产业链式宗亲,比如在被誉为“中国门都”的浙江永康,就有不少叔叔做锁、舅舅做门的利益共同体,这不仅有利于企业的养成,而且意味着它们之间不仅有宗族伦理的约束,更有利益的绑定。北方类似宗亲关系和利益链条则在发生变化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,阶段性的脱离宗亲家族而独立;东北等多地更是堪称“移出地”,随着人口的流失,进一步又导致了缺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主体,利益链条也就无从闭环。
家乡是我们生命的开端,正是从这里,我们开启一切人生冒险,翻过岁月不同侧脸。很多时候,只有真正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地方,待返回时,才能深刻体会到自己真正的财富在哪里。
(文章来源:e公司)